如果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統計數據也可以用來粉飾業績。不僅中國如此，國外也一樣。不過，無論如何粉飾，都經不起推敲。一旦不真實，是可以被發現的，因為數據之間存在彼此的勾稽關系。
鑒于最近大家對中國經濟是否見底爭議頗大，筆者不妨通過對統計數據的深度剖析來揭示GDP背后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
2015年GDP增速只有5%嗎
不少很資深的國內經濟學家，也對GDP數據產生懷疑，認為去年6.9%的GDP增速是虛假的。海外的輿論更是對中國的GDP提出質疑，或許是因為2015年進口額下降了13.2%，表明內需大幅下降。
不過，GDP所覆蓋的經濟指標實在太廣了，不能僅就一兩項指標來“略見一斑”。但統計部門需要反思的是，為何大家總不相信統計數據。不過，本人認為，僅就GDP這一個數據而言還是比較接近現實的。
仍以中國進口貿易為例，之所以進口額大幅下降，與中國進口商品的結構有關。中國已經是全球制造業的第一大國，故進口的多以大宗商品為主，如鐵礦石、原油等，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在2015年下降幅度甚至超過20%，即便進口量沒有下降，價格因素也會導致進口額的大幅下降。
目前，中國在全球大宗商品消費市場份額：水泥、豬肉、鎳、煤炭、鋼鐵、鋁、銅、鉛都超過40%，因此，如果只統計第一、第二產業的GDP，則中國的GDP也明顯超過美國而成為全球老大。
中美之間的GDP差距實際是在第三產業，中國第三產業的占比在2015年首次超過50%，但美國卻要占到80%左右。
因此，大家在評估中國GDP增速的時候，往往只關注實體經濟的狀況，如企業的盈利狀況，包括經濟學家們也是如此。這也不奇怪，術業有專攻，經濟學家們不太研究眾多統計數據之間的關系和結構。
如果只統計第一、第二產業GDP之和的增速，按我的估算，中國2015年的GDP增速為5.6%，確實與大家的判斷比較接近。
但大家的習慣總是不全面去看數據，如2015年M2的增速是13.3%，比2014年上升了1.1個百分點，但GDP增速卻比2014年下降了0.5個百分點。
沒有人質疑M2的真實性吧，M2也多多少少能代表一個國家的經濟體量。中國的M2是美國的兩倍，但經濟規模卻只有美國的60%，明顯不相稱。如果在M2如此龐大的基礎上，經濟規模還要縮減，那么，大家是否又要質疑GDP被低估了呢?
的確，金融不創造“價值”，但創造GDP。2015年金融業的GDP增速達到15.9%，這主要是靠股市活躍的交易所做的貢獻，當然，如果沒有銀行業予以資金的支持，信托、保險業的積極參與，證券業自身也不可能有那么大能量。
2015年A股的交易金額竟然要占全球股市交易金額三分之一以上，使得第三產業的GDP增速達到8.3%。如果刨去股市對GDP的貢獻，那么，去年名義GDP增速估計要破6了。
小結一下：中國目前及今后的經濟亮點是在服務業，但大家的關注點還是在制造業。政府為了穩增長，所投放的巨額貨幣，脫實向虛，或多或少地創造一定的GDP增量。
實際上，大家更應該關注穩增長的負面效應，而不是質疑GDP的真實性——都已經花那么大代價去穩增長了。
投資驅動：這駕馬車效率最低
中國的GDP與全球其他國家GDP在構成上的最大差異，就是固定資產投資(資本形成總額)的占比過高，即中國GDP增速對投資的依賴度太高。
世界銀行數據庫揭示，中國2011-2014這四年間，資本形成(也就是通俗講的投資)占GDP的比重，分別為47%、47%、48%、46%。與中國該指標相同或超過中國的，只有四個國家：赤道幾內亞、阿爾及利亞、莫桑比克和不丹。
2014年的資本形成額占GDP比重的數據中，美國19%、德國19%，日本21%，韓國29%、中國香港24%、俄羅斯20%、印度32%、巴西20%。可見中國的投資占比基本超過發達國家的一倍，同時，也遠高于發展中國家。
實際上，中國的這一占比幾乎是全球平均的兩倍(全球2013年的數據為22.2%)。2015年中國的資本形成總額在GDP中的占比降至44%，仍然很高。
假如投資的高增長可以帶來企業盈利的相應增長，或者不至于讓企業和社會的債務率快速上升，這樣的投資是無可指責的。
但中國自2001年至2015年，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速為22%，同期GDP的年均增速在9%左右。近5-6年來債務的增長一直維持在兩位數，尤其是去年國有企業的債務增長超過18%。
投資效率之所以低下，主要有幾個原因：
一是政府主導投資，各地開展GDP增長錦標賽，大興土木，全國城市面積的擴大規模遠超人口流入的規模。投資往往不是市場導向，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很難真正起到決定性作用。
二是區域發展戰略上，先后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三大戰略，這三大板塊的投資增速大大超過東部地區，但資金流向與人口流向相背離，生產要素之間的錯配導致投資效率低下，即投資占比高的地區，GDP占比沒有得到相應提升(下圖)。
如東部地區投資占比從2001年的60%降至40%，但GDP份額只是略有下降，仍在50%以上。中部、西部和東北的固定資產投資占比不斷上升，但對本區域的經濟拉動作用不明顯，所以，人口不斷外流。
三是國有企業獲得更多的信貸資金支持，但投入產出比遠低于民營企業，同時又加劇了產能過剩問題，導致國企的債務高企，2015年債務占GDP的比重達到116%。
為何經營業績差的國有企業反而能獲得更多的貸款支持呢?因為國企的背后有政府的信用作擔保，但民營企業，尤其是輕資產的民營企業則缺乏融資渠道。
盡管2016年第一、二季度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會維持反彈趨勢，但預測全年增速會略低于2015年，大約在9%左右。
簡單概括，投資的三大主要問題是，資金流與人口流的錯配、政府與市場之間的投資錯位和高投資與高回報之間的逆向選擇。
消費馬車速度均勻：卻在扭曲前行
消費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結構有很大相關性。回顧一下歷年GDP中消費的貢獻，都是很穩定的，且消費的增速的斜率也很平穩，從過去每年13-14%，降至目前的10-11%。
此外，消費升級也如期而至，表現為吃住的占比明顯下降，而交通通訊、文化娛樂和醫療保健的支出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國家統計局在今年1月份對CPI的八大類商品和服務的權重做了調整：“本輪基期的食品煙酒權數下降3.4個百分點(其中，舊口徑食品權數下降3.2個百分點)，生活用品及服務權數下降1.1個百分點;居住權數上升2.2個百分點，交通和通信權數上升1.1個百分點，醫療保健權數上升1.3個百分點。”
按照新的權重規則推算，2016年肉禽類價格權重從2015年的6.4%調整到2016年的4.35%，其中豬肉價格權重從上一年的3%調低到2.34%。這樣，豬肉價格上漲對CPI的拉動作用就有所緩解。
盡管大家對于通脹預期強烈，但本人判斷這輪物價上漲的幅度有限，即不會超過2010-11年CPI漲幅。在全球經濟疲弱的背景下，全年估計還是很難突破3%。所謂滯脹之說，本人認為可能性不大。
消費這駕馬車在中國GDP中的比重一直波動不大，中國的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在90年代時曾經占到65%，之后大幅回落，如今也不過回升到50%，比發達國家要落后很多，如美國、日本都在80%以上。
即便與新興國家比，也明顯落后，如印度也要占到70%。同時，消費存在一定的扭曲現象，這與中國居民的收入結構有很大關系。
中國已經是全球奢侈品消費的第一大國，但中國還是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我曾經就國人到日本旅游購買馬桶蓋現象做過細致分析，發現智能馬桶中國潛在消費者的數量大約為2500萬戶家庭，但迄今為止中國還沒有能夠使用坐便器的人口超過6億，也就是說，超過6億的人口是買不起馬桶的。
因此，與其強調有效供給不足問題，不如更應關注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產能過剩問題。
有效需求不足的背后是中國中產階層占比很小，即中國的貧富差距懸殊，從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上可以發現，盡管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卻在擴大。
如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城鎮最高收入10%家庭與最低收入10%家庭的收入差距，在最近5年內是擴大的。
中國在2015年的出境游人次大約是1.2億，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去港澳，且不過夜。按本人估算，2014年除去港澳出境人次后，出境且過夜的人次大約在5000萬左右，如果再剔除多次出國因素，出國旅游的人口也就4000萬左右，占總人口2.9%。
因此，中國的富人和中產的數量，估計最多也就7000萬左右，占總人口數量5%左右。
對于中國人出國旅游的平均消費額全球最高的現象，我認為倒恰恰是中產階層占比較少、收入水平不高的體現。因為出國消費的大部分錢都用在購物上了，而購物的目的是為了逃避高關稅，把旅游的錢“賺回來”。
這與90年代國內旅游的游客拿著大包小包返回的道理是一樣的。所以，中國消費這駕馬車是有點扭曲的，扭曲的背后是居民收入結構分布的畸形。
不過，2012年以來，我一直認為居民的消費規模是被低估的，主要被低估的部分是支出法下的服務性消費。
如存在無法統計或經營者為避稅而少報現象，這些服務消費可能發生在某些餐飲、娛樂休閑、保健、家政服務等服務業的子行業中。
按本人的估算，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可能低估了兩個百分點左右，這也是我不認可GDP數據虛高的原因。從GDP的構成看，資本形成倒是可能被高估的，但消費則被低估。
從區域看，民營經濟發達的省份，如浙江、廣東，消費是被低估的;而在國企占比較高或落后的地區，投資往往被高估。
出口全球份額第一：但這駕馬車在拖后腿
2015年出口增速為-1.8%，是2009年以后首次出現的負增長。而在2015年的兩會上，商務部部長預測當年出口增速為6%。反差如此之大，只能說明全球經濟很低迷，同時也說明中國的出口優勢在削弱。今年2月份中國出口增速下降超過20%，為09年次貸危機之后的最低點。
盡管2015年中國出口增速出現了負增長，但出口額在全球的市場份額卻繼續上升，超過13%，原因是其他國家出口降幅更大。但中國作為出口第一大國，與美國、日本和德國這些出口大國相比，有一個顯著的差別，就是貨物出口中的加工貿易占比過高。
2015年，一般貿易與加工貿易之比是6:4，盡管加工貿易的占比過去曾達到50%左右，近年來已經有所下降，但如此之高的占比，還是反映出中國的仍然不是外貿強國，而只是高度依賴于為發達國家提供產品加工、組裝服務的外貿大國而已。
中國未來的出口的前景不容樂觀，壓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國內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勞動力價格的上升具有剛性，這已經導致國內的部分制造業向勞動力價格更加低廉的東南亞國家轉移。
二是未來人民幣貶值幅度或有限，出口的匯率優勢難以形成。中國自2014年以來出口增速就出現了明顯的回落，盡管人民幣對美元不再升值，但由于其他貨幣的貶值，導致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仍是上升的。今后為了應對資本外流的壓力，估計人民幣的貶值幅度很有限，形成不了匯率優勢。
三是美國、德國的再工業化對中國出口的負面影響。機械工業信息研究院課題組研究員鞠恩民稱，中國制造業成本不僅高于東南亞、南亞、東歐，并且達到了美國制造業成本的90%以上.
其中珠三角、長三角達到美國制造業成本的95%，中國制造業成本競爭力正面臨壓力，2004-2014年，中國的年均工資增長率一直處于10%-20%區間。
中國制造業中的某些成本如電力成本、物流成本等都很高;勞動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西方國家如美國、德國等隨著機器人的廣泛使用，成本有望進一步下降。
如德國推出了工業4.0，法國也準備效仿德國進行再工業化;德國2月份的出口額就出現了大幅回升。
因此，中國出口貿易所面臨的挑戰，將是全方位的，既來自發達國家，又來自發展中國家;既有成本壓力，又有技術瓶頸。
估計2016年的出口增速仍然為負，大約在-2%到-4%之間。
通過對三駕馬車的分析，我們很難得出一個樂觀的結論。盡管今年第一季度的投資和盈利數據出現一定的好轉，但這似乎只是短暫的反彈，2015年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是超寬松和積極，總該有所反應吧。
某些光鮮數據的背后，存在太多的缺陷和矛盾。盡管中國已經是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重化工業化也已經步入后期，但競爭力依然不強。投資主要體現為大興土木，在設備投資和研發投資等方面的占比太低。
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基礎上的出口優勢，終究會轉化為出口劣勢。消費原本應該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大一匹馬，但一味追求高增長高投資，降低了幾代人的生活質量。改革滯后導致收入結構的扭曲，讓消費對GDP的貢獻處于較低的水平。
如果說，資本市場的價格波動不那么合乎邏輯，經濟下行也會出現牛市;如果說，足球的輸贏還有運氣的成分，踢得不好還能出線的話，那么，經濟發展卻是非常符合邏輯的，很難有僥幸擺脫困局的機會。
如出國人群的平均消費額全球第一，改變不了國內產能過剩的現狀;外貿出口份額的全球第一，改變不了2016年出口繼續負增長的趨勢;GDP增速的全球領先，是建立在全社會債務水平增速更快的基礎之上。
什么樣的體制，就會有什么樣的經濟特征;設立什么樣的目標，就會為了實現該目標而付出相應的代價。如果改革不推進，結果就不會出人意料。
延伸閱讀
中國GDP統計：北方多報高報，南方瞞報少報
來源：冰川思想庫
作者：陳季冰
國家層面的統計數據是可信的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GDP就一直是一個所有中國人關心的“中心詞”。在不少地方官員的思維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實就是“以數據(特別是GDP)增長為中心”的另一種表述方式。
關于中國國民經濟核算的誤差問題，國內事實上在更早的20世紀9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過。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統計部門也都十分清楚統計數據的水分問題，并很早就公開承認了這一點。
為此，上世紀90年代末，國家統計局專門建立了一套獨立收集省級經濟數據的系統，以期不再依賴地方統計部門上報的數據。由于不存在考核壓力，國家層面的數據摻水和造假的動力要比地方政府低得多。正因為這樣，國內外經濟學界在從事學術研究時有一個不成文的慣例：除非實在沒有辦法，一般不會采用中國地方政府公布的數據。
有關中國統計數據的失真問題，學者們也曾做過十分細致的研究，并得出以下三個基本結論：
第一，一般情況修下，出于不同的利益訴求，中國北方經濟落后省份通常傾向于高報多報GDP增長率，而南方經濟發達省份則傾向于低報瞞報，總體上確有夸大和水分。1998年全國各省上報到國家統計局的GDP增長率中，沒有一個低于8%的，(當年“兩會”上確定的政府經濟目標是GDP增長8%)加總后的全國GDP增長率應該是9.9%，但國家統計局最后公布的增長率只有7.8%——這2.1個百分點就是壓縮掉的水分。
第二，中國現有的統計數據對于增量有高估的傾向，而對于存量有低估的傾向。2005年底，統計專家在經過謹慎的核查之后對中國的GDP總量做了一次大規模調整。他們發現，之前的統計漏計了2850億美元的經濟存量，這個數值大約相當于當時歐洲的奧地利或亞洲的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總量，也相當于當時印度經濟規模的40%。
第三，中國的統計的確存在不少問題，但主要出在技術方面。統計質量差是發展中國家的通病，中國還有額外的困難，就是處于轉軌時期，統計方法也正在從前蘇聯系統向國際通行系統轉軌。但盡管如此，在所有的轉軌國家中，中國的統計質量幾乎是最好的。
綜合起來看，至少在國家層面，中國現有的統計數據是基本可信的。
未來考核體系更復雜、模糊、多變
不過，最近幾年情況又在發生很大變化。
在2014年春的一項研究中，美銀-美林經濟學家發現，此前一兩年里，中國地方政府公布的經濟增長數據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之間的差距較以往正在大幅縮窄。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已經公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GDP增幅的加權平均數為8%，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GDP增幅為7.4%，兩者之間的差距僅為0.6個百分點，可能是20多年來最低的。僅僅在2013年一季度，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GDP增幅實際為7.7%，但各省份的加權平均數高達9.5%。
在許多人看來，這種數據方面的顯著變化說明了十八大以后上任的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倡導的擺脫“GDP崇拜”、追求更為均衡協調的經濟發展的“新政績觀”的理念已經開始顯現功效。
這種說法的確有一定道理。過去3年多來，中國高層一直在試圖利用各種機會引導各界淡化中國的具體增長目標，弱化對增長速度的過度關注。在中國目前高度集權的政治和行政體制下，一旦評價干部的標準、決定他們升遷的指揮棒改變了，他們的行為就會立刻隨之改變。我們還可以看到，各地官員眼下越來越多地大談環境治理、不良債務和食品安全等老百姓日益關心的熱點社會問題。究其根源，是因為中央領導日益關心的緣故。
還有一種近乎陰謀論的觀點認為，在統計體系不能獨立于政府權力的局面未有根本改觀的前提下，當前地方政府不再追求“數據政績”，甚至有可能有意識壓低數據，亦或許是試圖通過這種以退為進的隱晦方式向中央政府施壓，呼吁出臺更多刺激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以提振經濟。就各級地方官員而言，這種舊的經濟增長模式無論對他們的政治前途還是個人利益都是有巨大好處的。說到底，這也正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結構調整如此艱難的根源之一——要扭轉一種根深蒂固且自我加強的路徑依賴，絕非一朝一夕之功。
這種揣測是否有合理性，還有待于觀察。但不管怎么說，通過前述分析，我們應該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在民眾的政治參與度不可能顯著提高的基本限制條件之下，經濟結構調整既有賴于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重構，也意味著各級政府之間關系的重大調整。
許多地方官員眼下應該已經意識到，未來自己需要應付的是一個更加復雜、模糊和多變的考核體系。而要讓這種轉變更有助于中央政府實現自己希望的目標，則要求后者大大提高準確把握基層民意的能力。
